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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历史作用:由当时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来决定

时间:2020-06-30 03:49

导语:当一个人还没有用哲学思想上的英勇努力争得这种自由时,不能不因遇见那种与他对立的外部必然性而在精神上感到可耻的苦痛,可是一旦他的自由活动已成为必然性的自觉和自由表现时,那他就会获得他从来所不知道的一种崭新的完满的生命。

普列汉诺夫在批判已故的卡勃利茨对理性的轻视时,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为了经济 “因素冶而牺牲其他一切因素,并根本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一种学说。这位 “可敬的社会学家冶连想都没有想到辩证唯物主义和 “因素冶观是毫不相干的,只有完全不能进行逻辑思维的人才会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替所谓无为主义作辩护。事实上,唯物主义对人类意志的看法是完全能与最坚毅的实际活动相容的。这里的一切取决于个人的活动是否为必然事变链条中必要的一环。如果是的话,那我的行动就会更加坚决。反之我认为我的意志不自由,但这种不自由的意思只在于我不能违反自由与必然性的同一,不能使二者彼此对立,不能觉得我自己是受必然性所拘束。这样的缺乏自由,同时正是自由的最充分的表现。因为自由是已被意识到了的必然性。

某些主观主义者为了尽量抬高 “个人冶“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不肯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规律性的过程,现代某些反对主观主义者的人却为了尽量强调这种运动的规律性而显然决意要把历史是由人所创造的,因此个人的活动在历史上不能不发生作用这一原理置之脑后。为了反题而牺牲正题,与为了正题而忘掉反题一样,都是没有根据的。

个人因其性格带有某些特点而能影响到社会的命运。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国家的命运有时候还会由一些可说是次等偶然现象的偶然现象来决定。因此应当承认,大人物能使各个事变的单个外貌以及各个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改成一个样子。但这些特点终究不能改变事变的一般方向,因为这种方向是由别种因素决定的。

个人的历史作用要依当时的社会结构以及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来决定。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许的那个时候、地方和程度内,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

凡是有利于杰出人物发挥其才能的社会条件的时候和地方,总会有杰出人物出现。这就是说,每一个真正显出了本领的杰出人物,即每一个成了社会力量的杰出人物,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由此也可知,个别杰出人物不能改变事物的一般趋势,他们自己是完全顺应着这种趋势出现的,没有这种趋势,他们永远也跨不过由可能进入现实的门槛。

历史进程的趋势归根到底要由所谓普遍原因来决定,即实际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依此种发展为转移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人们相互关系来决定。只是偶然现象以及杰出人物的个人特点,其表现要比深藏的一般原因显著得无比,因而使人忽视了这一根本性的原因。

我们应该把生产力发展情况看做人类历史运动的终极和最一般的原因,人类社会关系方面的历次变迁是由这种生产力决定的。除这一般原因外,还有一些特殊原因,即某个民族生产力发展所处的历史环境,但它仍由一般原因造成。末了,除特殊原因外,还有个别原因的作用,即社会活动家个人特点及其他 “偶然性冶的作用,由此使事变具有其个别的外貌。个别原因虽然受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制约,但是历史的一些个别原因如被另一些个别原因所替代,那么历史无疑是会具有另一种外貌的。

没有一个伟大人物能够强迫社会去接受已经不适于这种生产力状况的关系,或接受还不适合于这种状况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确实不能创造历史。如果他知道社会关系因社会经济生产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化而朝着什么方向变更,知道社会心理朝着什么方向变更,因此他去影响这种社会心理,并由此影响历史事变,在相当意义上说,他毕竟能够创造历史,而不必等候历史去“自行造成冶。

“经济条件冶的变动是个较缓慢的过程,到一定时候就会使社会必然要迅速地改造自己的制度。这种改造从来不是 “自行冶发生,而是始终需要人们来干预的,因此人们担负有伟大的社会任务。所谓伟大人物,也就是最能帮助解决这种任务的人物。

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的直接对立物。所有那些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因素的哲学家属于唯物主义的营垒;而所有那些认为第一性的因素是精神的则是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包括了哲学思想的最重要方向,虽然在它们之旁存在着二元论,但它永远不能满意答复两个彼此不同的本体何以能彼此影响这个问题,所以最彻底的深刻的思想家永远倾向于一元论。

18世纪下半期最主要流派,即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及其同道者的唯物主义,他们是无畏的、彻底的、感觉论的,把人的一切心理功能看做是感觉的变形。其贡献是,他们在同时代的科学观念上进行了彻底的思想。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感觉是他的周围环境造成的,即第一——自然,第二——社会。爱尔维修把 “教育冶一词理解为社会影响的全部总和,这种观点乃是法国唯物主义那些革新要求的主要理论基础,这种观点本来应引导他们认为人类思想为社会关系的历史所决定的观点,但他们仅是接近了它。然而非但没有解决它,而且没有正确地提出来。当他们讲到关于人的历史发展时,就忘记了感觉论的观点,断言世界为意见所支配。

对于这类矛盾,通常满足于发现相互作用,而谁有这样的观点才值得称为有思想的 “社会学者冶“。但在他们最有天才的人物那里,已经可以看到不满足于这种观点的意识。爱尔维修做了一个极有品位、至今尚未得到充分评价的尝试,他以人类的物质需要来解释社会的和智慧的发展,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一个留给下世纪思想家们的遗嘱。

西斯蒙第在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时,将历史的命运归之于一个基本因素--政府,但又缓和说,政府的性格有时亦为民族的性格所决定,于是又回到了 “意见冶的观点,复辟时代产生了新的观点,把政治宪法看成派生的东西,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基佐说:“为着理解政治制度,应该研究社会中的不同的阶层及其相互关系,为着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应该知道土地关系的性质。这就默认了解释政治生活,要一般地研究它的一切财产关系。梯叶里也认为,宗教运动不过是 “为现实的利益而进行战争”。米涅则说:“社会运动是为统治的利益所决定的”。

18世纪哲学家所纠缠不清的矛盾被解决了,即归根到底两者为第三个因素所决定:“人们的公民生活,他们的财产关系。但他们并没有把关于 “政治冶的观点引导到 “财产关系冶上去,却在分析中队所有权形式的发展异常模糊地用人的本性来理解,又回到了启蒙学者那里。

假如人的天性是不变的,以及假如知道了基本属性,就可以从其中明确地引申出在道德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可靠的原理:完全适合人的天性要求的制度,就是理想的社会制度。19世纪上半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保持法国唯心主义者的人类学观点,以主要精力来从事这一研究。

但是在他们那里也可以看到企求摆脱抽象概念而依靠具体基础的要求。法国启蒙学者把人类历史看成多少凑巧造成的偶然事件,而圣西门首先在历史中寻找规律。圣西门认为产业关系在历史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本来也可以由此合乎逻辑地发展到 “生产的规律实质上就是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冶的观点,但他只在有些方面接近而已。

生产需要生产者身上有一定的智慧的发展,因此,“产业冶的发展乃是人类智慧发展的无条件的结果,这样,人完全服从于它本身的智慧发展的规律,有了这个天性,就有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发展的规律作为天意而出现,这是历史的宿命论。

空想社会主义者自认为是异常实际的人,厌恶:“空论派冶,他抓住每一根稻草,他的实际性成为预先命定的失败,成了对幸运的偶然性的绝望的追逐。正由于希望这种偶然性,他们用一切正当和不正当的方法企图与当时的多少受过教育的 “立法者冶和贵族发生友谊关系。

18世纪的唯物主义曾经把唯心主义看做过了时永远被抛弃了的理论。而19世纪上半期,唯物主义本身却陷于那被大家认为过了时的、最后埋葬了的体系的地位。唯心主义不仅复活了,而且得到了空前的真正光辉的发展。法国唯物主义每当遇到自然界或历史上的发展问题时,每次都暴露出他们惊人的薄弱。这种无力状态,使它的哲学内容非常贫乏。在关于自然的学说上,归结为反对二元论者关于物质的片面概念,而在关于人的学说上,复述着洛克的命题:没有先天的观念。这种宿命论没有为预见事变留下余地,唯物主义不能解决这个伟大任务,唯心主义哲学掌握了它在这个哲学的发展上,黑格尔体系似乎是最重要的最后一环。

按照黑格尔辩证法是任何生活的原则。辩证法是任何科学认识的灵魂,这样,每个现象由于制约他的生存的那些力量本身的作用,或早或晚,但必然地要转化为它本身的对立物。应该指出,形而上学者也能理解发展,但他们断言:不论在自然界还是历史上,飞跃是没有的,事物只有量变。黑格尔不可推翻地证明:在自然界以及在人类社会中,飞跃和量变一样是发展的必然契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黑格尔的功绩就在于他第一个从现象发展的观点上,从其产生和消灭的观点上观察了一切现象。

如果一切都变化着,那么,寻找 “完善的立法冶是一件蠢事,辩证的思维排斥了任何乌托邦,因为 “人的天性冶也遭受着一切现象的共同命运,它本身被承认为变动的,与此一起,那些启蒙主义和空想主义者所公认的对于历史的朴素的唯心主义的观点:“理性、意见支配世界冶,亦消逝了。

我们应从研究人的天性转到研究社会关系的本性,我们应该理解这些关系为合乎规律的、必然的过程。而这使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即社会关系的本性依赖于什么?是由什么决定的?但唯心主义辩证法没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是唯心主义者。

按黑格尔的意见,人的天性和社会关系所依靠的这种特别力量和最后基础是什么呢?是“概念冶“,每个民族实现着自己的特殊的理念,这样,历史就成了实用的逻辑。但黑格尔在说了几句绝对理念的话之后,就展开令人信服地指出所述民族的财产关系的性质和发展,而丝毫没有唯心主义,这等于在说:“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的真理。冶但一般地说,他将财产关系看做由于自己内部力量而自己发展起来的法权概念的实现。

从现象的发展来观察现象的新方向的天才代表者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不是起来反对唯心主义的第一人,起义之旗是由费尔巴哈举起来的,稍后于他的,是鲍威尔兄弟。青年黑格尔派先用人的独立性的名义、用人的理性的名义来反对绝对理念,于是又回到了启蒙时代的“意见支配世界冶。

马克思在领悟了自己时代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的全部结果之后,完全同意法国的历史学家和黑格尔的结论。他说:我坚信 “法权关系和国家形式既不能以其本身的天性来解释,亦不能以所谓人类精神、一般发展来解释,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的关系中,这些关系的综合,黑格尔跟着18世纪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称之为公民社会爷,而公民社会的解释应该求之于它的经济冶。马克思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完全从相反的方面去接近问题,他把人的天性看做是历史运动的永远地改变着的结果,而历史运动的原因在人之外。

马克思在 “作用域外间自然时,人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冶这句话中包含了他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从人提高到使用劳动工具以来,他给了自己的发展史以完全新的面貌:历史归结于他的自然器官的变化。首先是他的人为器官的改进的历史、他的生产力增长的历史。人在劳动中,发展了自己的各种能力,但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这个能力的程度决定于生产力发展所业已达到的水平。同样,每个特定的民族,在其历史的每一特定的阶段上,其生产力的往后的发展,是由我们所观察的时期的生产力的状态所决定的。

生产方式变化了,生产过程中人们的互相关系亦变化了,而 “信念冶保存着自己旧时面貌,它和新的实践相矛盾,产生虚拟,最后矛盾排除了,在新的经济实践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法的信念、人们的一定的结合,即一定的生产关系,亦即整个社会的一定的结构。它的性质一般地反映在人的全部心理之上,反映于他的一切习惯、风俗、感觉、观点、意图和理想上,社会心理永远顺从它的经济目的,永远适合于它,永远为它所决定。